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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24年5月）于线上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短期经济企稳回暖，长期动能亟需夯实”，来自学界、企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毛振华、沈建光、张斌、邢自强、刘瑞明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瑞明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短期经济企稳回暖，主要指标持续修复

二、三驾马车面临羁绊，长期动能亟需夯实

三、改革开放焕发活力，十大红利可供挖掘

一、短期经济企稳回暖，主要指标持续修复

判断1：经济总体企稳回暖、持续复苏，市场预期有所恢复。

4月，我国固定资产累计投资完成额为14.34万亿元，累积同比增长4.2%；1-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积同比增长6.3%，进出口贸易总额由负转正，失业率相对稳定，各种价格指数呈现边际改善态势。这些指标预示着宏观经济在短期内呈现出企稳回暖、持续复苏的态势。

1、固定资产投资持续修复，制造业恢复态势可观

固定资产投资是经济增长中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1-4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4.34万亿，同比增长4.2%；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9%。分领域看，制造业投资显著恢复。

2、工业增加值稳步复苏，部分新兴产业表现良好

1-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保持了相对不错的增长。1-3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5055亿元，同比增长4.3%。4月份，一系列的指标环比都呈现出递增态势，并且部分新兴产业表现亮眼。

3、对外贸易持续回升，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4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0%，出口和进口都在增长，内部结构也有一些调整。

4、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结构性失业需要关注

1-4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较上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值得关注的是，3月，16-24岁、25-29岁劳动力的失业率分别达到15.3%和7.2%，仍然维持相对高位，需要尽快推出政策解决这个问题。

5、物价水平总体稳定，价格指数趋向边际改善

4月，全国CPI同比上涨0.3%，各个子指标基本维持稳定，总体来看物价保持稳定，价格指数趋向边际改善。

6、部分信心指数开始企稳，市场预期有所复苏

4月，中国官方制造业PMI数据为50.4，同期财新PMI指数为51.4。连续两个月在50荣枯线上方，有企稳之趋势。

总体而言，部分短期的重要指标显示出经济开始呈现企稳回升的态势。

二、三驾马车面临羁绊，长期动能亟需夯实

判断2：“投资、消费、净出口”“三驾马车”在发力拉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均面临一定羁绊，亟需予以破除、夯实长期动能。

由于一些长期性的结构性问题依然较为严重，长期增长面临两大难点：一是在结构性失调的情况下，传统宏观财政、货币政策可能会面临边际收益递减、局部失灵的难点，甚至可能会出现局部事与愿违的情况；二是“三驾马车”在发力的过程中面临一些长期制度性的障碍和羁绊，亟需予以破除，夯实长期动能。

（一）投资受到多重因素羁绊

从投资看，面临着多重羁绊。企业利润空间有收窄趋势，导致市场投资意愿受到抑制，不利于长期投资动能的恢复和增长。企业利润空间的扩展是未来政策的着力点之一。

传统投资中，地方政府投资也是重要的推动力量。在当前地方债务高企以及传统基建投资边际收益递减的难点制约下，地方政府投资的意愿和能力都受到一定限制。

房地产投资也面临着长期人口下滑情形下的制约，尽管近期救市政策频繁出台，但长期来看，房地产投资依然面临着放缓的压力。

1、企业利润空间收窄，使得企业投资增长受到羁绊

当前企业利润空间呈现趋势性下行态势，并且在不同所有制之间存在分化。提振民营企业利润率是未来政策重要的着力点。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增速只有0.3%，表明民营企业利润空间稀薄、投资意愿不足的现象亟待解决。

2、地方政府投资的能力、意愿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约制

地方政府债务累积速度虽然有所放缓，但债务余额已经达到比较高的位置，债务压力可能会制约地方政府使用传统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受债务、房市衰退等影响，城投投资能力降低，城投呈现出收入下降、支出下降、投资下降的趋势。

3、房地产投资面临下行趋势

1-4月，无论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还是销售额增速，都呈现下行态势。在最新的政策下，房地产投资可能有所回缓，但从长期趋势来看依然有非常大的下行压力，这样一个传统的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也可能面临放缓态势。

4、资金存在“空转现象”

在整体经济利润前景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投资意愿和消费意愿都是不足的，导致局部资金在银行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空转”的现象产生。

（二）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受到约制，居民收入亟待提振

1、居民消费面临下行压力、消费者信心指数亟待提升

从消费角度来看，4月份，社零总额达到3.57万亿，同比增长2.3%，自2023年11月以来连续六个月下降，亟待提振。

2、长期消费的持续增长依赖于收入的持续攀升

长期消费持续增长依赖于居民收入持续攀升，但目前居民收入能力受到限制，消费意愿和能力也会受到限制，因而消费端的有效拉动能力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2024年1-3月，政府税收收入累积同比-4.9%，其中个人所得税累积同比-4.5%，表明居民收入从个人层面来看有所下降。收入一旦受到限制，消费的拉动作用就难以有长期支撑的动力。

从消费信心指数来看，2024年3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仍处于弱信心区间，亟待进一步提振。

（三）国际贸易不确定性增大，面临较大挑战

从外贸来看，当前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在增大，国际贸易面临的挑战也在增大。在国际需求驱动下，2024年4月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长由负转正，但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和不确定性。一方面，中国出口产品多数处在中低端，虽然高技术产业出口额近年来快速增长，但其规模有限，带动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国际局势面临高度不确定性，比如近期美国再次对华进行关税调整，对我国进出口带来一定挑战。

自2022年末以来，出口价格下坠明显，虽然近期有所缓解，但利润空间同比仍在下降；近期美国对华的部分关税壁垒大幅提高，对于未来的出口可能会形成一定压力。

总体而言，经济短期企稳回暖，长期内仍面临较大压力。在这种压力下，我们要充分释放改革开放的活力，挖掘潜在的增长红利。

三、改革开放焕发活力，十大红利可供挖掘

判断3：解决长期经济动能问题，需要彻底破除一些长期存在的阻碍经济发展的壁垒和障碍。唯有不断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才能推动经济全面可持续复苏和长时期增长。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7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这将为经济的长期增长注入信心。

4月的会议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

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坚持改革开放有六个必然要求：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必然要求；是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建设更加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然要求。

这六个必然要求把改革开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表明要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判断4：在新时期，大规模推进改革开放，至少有“十大增长红利”亟待挖掘，助力经济长期增长。

1、向“推进城市化、市民化”要增长红利

过去，城市化是推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而在未来，城市化、市民化依然是推进中国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一方面，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依然有提升空间。目前，按照常住人口统计的我国城市化水平在65%左右，而发达国家普遍在80-90%，意味着我们大约还有20个百分点的增长和转移空间，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进程依然会在未来支撑我国的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由于一系列公共服务提供的不平等和户籍管制，现有的相当一部分城市人口是以“农民工”的身份存在的，没有实现真正的市民化，这一体量达到了2.92亿人。而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测算，如果我们每年能够使得1000万农民工实现市民化，则可以实现经济增长率1个百分点的提升，也就是说，保守估算，如果能够做好布局和规划，将城市化和市民化同时有序推进，在未来的30年里每年至少会增加1个百分点的增长率，推动未来持久的高质量发展。

2、向“城市更新”要增长红利

城市建设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一方面，过去很多主城区存在房屋老旧、规划质量不高、空间利用不合理、居住质量不高等问题，亟待大面积的城市更新。另一方面，未来亟待市民化、城市化的农民工需要得到安置，城市发展空间依然亟待扩展。如果能够突破制度壁垒，在新的城市更新理念和城市更新技术的推动下，将带来巨量的新的增长空间，而且可以相对平稳的化解目前的部分房地产难题。这是未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重要抓手。

3、向“破除垄断壁垒”要增长红利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在下游的产品市场上基本实现了充分的竞争和供给，但是还有一部分处于上游的市场维持了较高的行业进入壁垒，这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强的“非对称”格局，导致中下游行业企业的成本居高不下，严重挤出了中下游行业企业利润，恶化了下游企业的市场环境，这也是企业利润空间收窄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如果能够在这些行业逐步放开准入条件，降低行业门槛，让各类企业公平竞争、共同发展，不仅可以释放出这些上游行业的经济活力，也可以为下游企业松绑，一举多得，释放出巨大的增长潜力。

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第二次会议指出，要重点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我国也曾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希望在二十届三中全会后，能有更多具体的落地措施，从而更快激发改革活力。

4、向“突破民生短板”要增长红利

改革开放使得我国人均收入实现了奇迹式的增长，消费结构也在不断优化提升。但与此同时，一些长期制约人民群众福利的短板依然存在，尤其是在民生领域。比如，教育、医疗等资源相对短缺，造成了“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在未来，如果能够逐步探索民生短板领域多主体供应，释放民生领域供给潜力，则不仅能够解决民生短板问题，还是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助力。

5、“向农业工业化”要增长红利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但在1985年以后，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因此，农村改革在之后的几十年中相对迟滞，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局面。这种农村改革迟滞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农村相关的财产权利界定不完整、不完善，使得很多农村的财产权没办法发挥其价值，进入到一个正常的市场流通机制中，这也对农民形成了绑定作用，使我们无法顺利实现城市化，农业无法实现机械化、工业化和农场化，进而也导致了农业生产率水平、农民收入难以提升。

如果能够在已经开展的土地确权、农地抵押贷款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赋权和界定，让农业实现农场化、机械化和工业化，则有可能启动农业农村领域的第二次大变革，不仅能够破解长期存在的城乡差距的问题，而且能够构成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也只有在这种机制下，才可能真正推动“乡村振兴”。

6、向“土地的优化配置”要增长红利

土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尽管我国土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依然存在持续优化的空间，尤其是局部领域可能存在供需失衡、错配的局面。如果能够进一步优化土地配置效率，在已有试点的基础上探索出更好的土地高效利用的方式，就很可能降低土地成本，缓解城乡土地二元结构错配，激发新一轮增长动力。

7、向“金融体制改革”要增长红利

在现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非常重要。但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其作用亟待挖掘，一些体制性障碍也亟需深化改革，从而助力经济增长。比如资本市场依然需要进一步完善，在制度规则上更加公开透明，使其能够更好地发挥直接融资功能，优化融资结构；在中小银行市场准入方面，进一步放开金融管制，打破金融垄断对于缓解下游融资成本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此外，在新兴数字经济体系下，有序推进金融创新、加强合理监管仍有很大空间，如果这方面的潜能能够得到释放，将会带来很大的增长红利。

8、向“新型工业化”要增长红利

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新型工业化扮演了多重作用，它既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多元动力来源，又是产业协调发展的重要推手，还是推动生产方式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去风险化的重要抓手。新型工业化在很多领域起到了龙头作用，如果能够充分释放新型工业化的潜能，不仅可以缓解我国经济增长的动能问题，也能让我们引领科技和工业领域标准的制定。

9、向“科技体制改革”要增长红利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虽然我国当前已有大量的科研成果，专利拥有量、论文发表量都已经在世界第一梯队，但还存在着部分科研成果质量不高、无法转化，或者转化效率不够等难题。在科技体制方面，又存在着供给端、需求端和中介端三方面的体制障碍和困境。比如在供给端，科技要素供给主体相对单一，产权不够明晰，对于科研人员激励不足；在需求端，引领意识不足，粗放式增长模式限制了企业对科技的需求；在中介端，缺乏把供给和需求连接起来，并且能够有效组织、转化的平台。未来，如果能够在这三个方面同时发力，就有可能真正把科学技术当作第一生产力来引领新一轮的高质量增长。

10、向“改革集成推动能力”要增长红利

在数字经济时代，基于数据资产形成的新模式、新业态、新市场、新领域、新技术的变革与发展，推动数字经济在各个领域的发展，本身对于GDP、就业、税收等一系列经济发展目标的推进；基于数据资产的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推动传统行业的改造和革新，带动传统产业的“转型”、生产组织模式的转变、新价值的创造，很有可能会激发新功能，大大提升土地、资本、劳动、技术层面的生产效率。

此外，国家治理能力和改革集成推动能力完全有可能大幅度提升。比如，在数字经济的支撑下，过去零散化的改革完全可能成为一种集成式的推动能力，在信息连通基础上能产生更好的方案设计、更好的试点措施，有望使得改革的推动能力大大增加，破除长期障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善公共服务和营商环境，推动改革开放的各项领域制度创新，是实现社会效率增进的重要抓手。

展望未来，党中央、国务院宣布2024年7月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明确将主题聚焦在深化改革路线方针上，有望以全方位、更深入的全面改革方案为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指明方向，为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注入活力和动力。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CMF中国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报告，各位专家围绕“当前宏观经济态势以及下半年宏观经济走势预期”展开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指出，近期央行和金融监管局历史性地大幅调低了房贷利率，表明当局提振房地产市场的决心。当前CPI、PPI有边际企稳改善的倾向，但还没有达到理想值。价格是对未来信心的预期，价格筑底才是经济企稳回升的标志。

房地产的问题需要供需两端同时发力才能解决。从供给端来说，要严控新供地，消化现有住宅；从需求端来说，要通过放开限购等方式扩大需求。出了住宅以外，还要消化大量商业和产业用地及建筑物，鼓励中小服务业企业开工运作，发挥创业、就业和消费的动能。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认为，1-4月的数据表明，上半年经济增长在企稳，但企稳的基础不稳固、不平衡。房地产的调整还没有结束，房市低迷是经济下行的主要因素。不过积极因素开始逐渐增多，我们已经完成了较大的调整幅度，预计今年和明年将是本轮房地产调整的末期，在此过程中，如果政策能够对需求端发力，将有助于缩短房地产调整的痛苦历程。

京东集团副总裁沈建光指出，从4月的数据来看，生产端的反弹是比较明显的，但并没有体现在国内零售的回暖上。当前经济最大的问题在于需求不足，其核心是消费需求不足。对于消费来说，最重要的变量是居民收入的增长。因此，接下来促进消费政策的重点应该是如何增加收入，包括提振民营企业信心、扩大企业利润等。

政策建议：可以考虑从国家专项债、特别国债中划出一部分资金支持地方政府大规模推进以旧换新，从而促进消费；进一步推动线上医疗问诊等新消费模式；对企业采购进行数字化改造，进一步推动设备更新；鼓励大企业发挥社会责任，推动员工市民化。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副所长张斌认为，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价格很低，导致企业盈利水平较低，进一步导致新增就业较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过去十多年，全社会信贷增长中的增量部分70%都与政府的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相关信贷有关，因此当房地产出现问题，信贷需求就会大幅衰减，最终导致全社会购买力的下降。

解决需求不足问题的主要方式不是改革，而是如何让大家的购买意愿更强，这就需要用好用足逆周期政策工具。货币政策方面，最有效的政策是大幅降低政策利率，因为它可以通过节约利息支出等方式做大“钱包”，并且鼓励消费和投资。财政政策方面，今年工作的重点就是要充分完成预算。同时，要把握好地方政府化债的节奏，维持住流动性。